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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力忠:遥想当年—从中国画创作组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 赵力忠:遥想当年—从中国画创作组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

来源:发布时间:2013-09-01

中国画研究院有两个“生日”,一个是1977年12月12日,是中国画研究院的前身一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正式成立的时间;另一个是1981年的11月1日,是中国画研究院由中国画创作组改称后正式建院的日子。在这两个“生日”之间,还有个时间,也应该一记,那就是1980年的8月6日。正是那一天,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批准由蔡若虹提出的把中国画创作组正式定名为中国画研究院,把一个由原先多少带有点临时组合味道的松散机构,正式定为一个国家级的事业单位(其实更重要的是性质的改变),这也才有了后来的正式建院。在此后的近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都以1981年11月1日,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时间来作为纪念,但对于其前身,中国画创作组于1977年12月12日正式成立的这个日子,却几被湮没;而由谷牧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国画研究院的1980年8月6日,除了侥幸留下的一笔记录外,现在不知道还有谁知晓或能够记起。本文所记,就是发生在1977年12月12日,至1981年11月1日期间,也就是中国画研究院这两个“生日”之间的一些事情。因为,在那四年左右的时间里,既成就出中国画研究院历史上的鼎盛与辉煌,也不乏有创业的艰辛与曲折。

本文所用的资料,皆为笔者20多年来个人搜集所得。由于住房窄小,还有一些材料堆压难寻,一时翻找不出,因此名为“抽记稿”,意即未敢言全部也。文中涉及的人名排列顺序,皆依据于当时的资料记录(现在看来有的并不严谨)。笔者曾于2003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建馆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以《从中国画研究院的创建,看领导的关注对当代画院体制普遍推开的作用》(征求意见稿)为题,作过发言,后被收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社会转型与美术演进一纪念中国美术馆建馆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次内部试发,又作了不少的调整、修正与补充,包括原“论文集”中将中国画研究院的基建用地“19.38亩”,误印为“1938亩”。可见,这仍然还只能算个征求意见稿或者初稿而已。

“千年文字会说话”,从对历史负责出发,理当慎之又慎。

中国画研究院的前身是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据时任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兼任创作组组长的华君武先生说:中国画创作组“是在原先为毛主席纪念堂作画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画创作组的实际工作,其实早在1977年春天就开始了(此前一直说是夏天,现据一些当事者回忆当时的环境物证,应是春天)。当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画家,分住在台基厂路3号、北京饭店、即将落成使用的首都新机场以及正义路4号等处,其工作也由最初的为毛主席纪念堂作画,又扩展到为外交部、首都机场及各饭店的布置陈列用画。由于住地分散,不便管理,1977年12月12日,统一都集中到友谊宾馆,包租了南工字楼的lO多个房间,正式定名为“中国画创作组”,于是,1977年12月12日,便被称为中国画创作组正式成立的日子,此前的多半年,则被称作为筹备期。

这里插叙一段史料:1981年5月31日(星期日)上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颐和园藻鉴堂听取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的基建情况汇报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

“我在文化界办了三件事,打倒‘四人帮’之前就想了,打倒‘四人帮’之后才动手,一是创作组,一是琉璃厂,一是恭王府。??打倒‘四人帮’后。我看到这几件事不能再拖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李先念副主席是积极支持的,很多同志都支持。这三件事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不算办错了吧!”

谷牧副总理在讲这段话时,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正在搞基建,琉璃厂正在动工改造,恭王府正在规划迁走里边的单位和住户,要恢复原貌。谷牧说这三件事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前就想了”,也就是说在1976年10月之前就想了。琉璃厂和恭王府都是上百年的古建筑,1976年10日之前可以想到改造,想到恢复原貌,唯独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那时候还没有不可能想到改造或基建,而只能是创建,是谷牧想到应该创建这么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后来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得到了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及其他领导,包括本文后面将要提到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方毅、姚依林等“很多同志”的共同支持。

由于没有看到谷牧副总理给中央的这份报告,还由于华君武先生年事已高,虽在半年多前即联系想作一次访问,但至今(2004年3月初)仍未能予以安排,所以,谷牧给中央的报告和为毛主席纪念堂作画,究竟那个在前,那个在后,包括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暂时还不清楚。

成立中国画创作组是干什么的?《中国画创作组工作暂行条例》开篇就说:

“中国画创作组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努力完成三大任务:(一)提供国家收藏保存的作品。(二)完成国家重点创作任务。(三)为外贸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增加外汇收入。”

写得是何等的好啊!这里,没有什么建组“方针”,也没有什么办组“宗旨”,没有起码在文艺圈里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诸如“贯彻‘双百’”、“继承、创新”等等习惯用语(都在行动中做了),更没有半句官腔与套话(实际多是些废话)。开门见山,一语中的,干脆利落。这大约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身兼创作组组长的华君武作为漫画家这一职业特点的印记(同样是漫画家出身的叶浅予也有类似情况)。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这份“暂行条例”,估计成文于1978年,当时粉碎“四人帮”大约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两个“凡是”及种种“极左”的东西还很有市场,人们普遍还都心有余悸,但这“条例”竟敢连半句场面话都没有,真够胆大的,比现在的人要超前。

这三大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中国画创作组在1978年11月27日的《简报》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中国画创作组自1977年12月12日成立以来,一共组织了17个省市的加多位老、中青画家来组进行国画创作。完成了国家需要的任务画620幅左右(其中为外交部给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礼品画35幅,钓鱼台宾馆陈列41幅,火车站14幅,北京饭店430余幅,飞机场100幅);完成了外贸部门需要的出口画4000余幅,组内收入人民币8万余元(国家出口的外汇收入未计在内);另外,到目前为止,为国家收藏画家的精品和库存画500余幅。

今年国庆节举办了“中国画创作组汇报展览”,参观人数有十余万人次。李先念副主席和谷牧副总理等均参观了展览。

到目前为止(11个月)共支出经費8万余元,其中宾馆房租费花去6万余元。”

用现在的话概括起来,可说是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在短短的11个月期间内,总计完成(即交给公家的)作品5120余幅,人均65幅左右,除去周日和法定假日,人均4至7天交一幅,其中包括丈二及更大的巨幅。参加创作的有:李可染、刘海粟、朱屺瞻、叶浅予、吴作人、关良、蒋兆和、谢稚柳、陆俨少、亚明、黄胄、黄永玉、黎雄才、李苦禅、吴冠中、何海霞、关山月、程十发、宋文治、方济众、王雪涛、梁树年等等这些腕中之腕。不算外汇收入,仅人民币一项,国家在投入与收益基本持平的同时,还净得到任务画和收藏、库藏画共计1100余幅,外加宝贵的外汇。

这样的业绩,在当今众多的画院中,不知有那一家可以做到?但中国画创作组早在26年前就做到了。

这又是一种超前。难怪当即获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大力支持。

正是在此基础上,从1978年9月26日起,文化部艺术局在中国美术馆主办了“中国画创作组汇报展览”,展出作品136件。

“中国画创作组汇报展览”从1978年的9月26日起,一直展出到11月15日,历时50天。也就是在这最后一天的晚上,当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到中国美术馆参观了展览。陪同参观的有: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艺术局负责人赵起扬和华君武,还有画家吴作人、肖淑芳、李可染、黄胄、李苦禅、刘海粟、何海霞、郑乃珖、刘继卣、白雪石、孙奇峰等20余人。李先念在接见画家和参观展览后,关心到创作组的工作条件,华君武汇报说:(住宾馆)房资(租)很大。李先念说:颐和园和北海的房子可以给国画组。谷牧说给旅游局了。吴庆彤说找地方盖房子吧,谷牧说可以研究一下,并让写个报告。第二天,谷牧打电话给华君武说:李副主席昨天看了展览很高兴。创作组应该经常请些老画家来组创作,谈创作经验,开座谈会,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谷牧副总理问现在经常有多少画家在组创作,华君武说目前因住房限制,仅20余人,谷牧副总理说可以扩大些(华说了可以扩大至四五十人,谷牧表示同意),并让以此作依据,作个建房计划,不要搞得太大,也不要以将来书画研究院的设想来作计划。计划作好后报给他。

据创作组时期老人说:创作组成立伊始,就成为在京的中国画画家关注的地方以后又逐渐扩展到全国的中国画画家。那是一个令人向往之处,“文革”十年,大家基本上都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谁不想画画啊!谁不想自己的作品能陈列在国宾馆、驻外使馆,甚至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外国元首啊!谁不想能为国家创汇啊!那时候大家收入都比较少,谁又不想在完成规定的创作任务后,超额部分还可以得到不无小补的稿酬啊!那更是个令人羡慕之处,因为只要受邀到创作组去作一段时间画,再回到原单位后,原来说有问题的,很快就都给平了反,落实了政策,原先住房有困难的,很快就给解决,原先不被瞧得起的,也很快被另眼相看,因为这可是被国家级创作单位认定的人才。尤其在1978年11月15日李先念副主席和谷牧副总理参观展览并接见画家后,中国画创作组在美术界的声誉,可说是再一次得到了提升。当时在陕西工作的画家何海霞,在“文革”后期就已被强制退休,并下放农村,从创作组回去后,他很快就被复职,回了西安,并在几年后又调回北京工作。创作组办公室有位工作人员叫夏传瑾,原先在中国美协工作多年,人头比较熟,据说他每每带着介绍信到外地邀请画家时,当地未被邀请的画家在听说后,纷纷请他吃饭,希望他回京后多多美言,以便使自己也能被列入邀请之列。

就在1978年11月15日,李先念副主席和谷牧副总理参观了“中国画创作组汇报展览”,并作了对中国画创作组的建房指示后,文化部艺术局立即组织人对建房用地进行寻访联系,并于一个月后的12月15日,由赵起扬主持向当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提交了书面报告,报告写道: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了解决中国画创作组的用房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方案:

1.请求新建中国画创作组用房6000平方米,包括大小画室、画家临时宿舍、资料室、观摩展览室、办公室、食堂和少量工作人员宿舍。

2.用地拟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西侧土堆林丛(即南起土堆,北至小亭,东缘水塘,西靠界墙的南北狭长空地)。约占空地6-8亩;或畅观楼后东西的狭长土丘,约占空地6-8亩。

3.建设投资初步估算约为120万元左右,请国家计委专项下达。因面积不大,用房很急,请求北京市作为重点工程项目,力争在1979年底建成使用。

黄镇于1978年12月18日在这份报告首页的右侧签批:“请谷牧副总理审批!”谷牧在圈阅后,在首页上方签示:“请鹏飞同志研处。”赵鹏飞(职务暂不详)在报告的第二页右侧批示:

“这件事谷牧副总理当面交待说,李先念副主席同意建这样一所房屋。至于建设地点,畅观楼西不行,可另选地址。此事,文化部华君武主管,让我们同华君武联系。请……先找地址,搞方案,然后再报再办吧!”

在得到上述批示后,艺术局再次组织人重新进行选址,在国家建委林辉正、市规划局田汝耕、姜慧娴等人的协助下,1979年2月,先后察看了紫竹院公园西门北侧、曙光中学后边的一块空地,车公庄西口路北老虎庙国际书店南墙外的一块空地,北京酱油厂一侧百胜村附近“和尚坟”的空地,公主坟北侧的一块空地,玉渊潭公园西侧的空地,什刹海后街的东煤厂(大观园)、以及琉璃厂东街、广播电台后面、苏州街、北京大学、中医研究院、机场路、三环路西等共计13处地方。

下面是一段资料空缺,但从第一次报告中赵鹏飞的“先找地址、搞方案,然后再报再办”的批示可知,一定是在得到谷牧的同意并批准后(是否又有反复,以及几次反复,现在都不得而知),文化部于1979年3月21口才正式以国徽章的公函,向当时的北京市委农林办公室申请征用“紫竹院西百胜村附近‘和尚坟’一块地”(即现今的院址)。在这份公函的最后还有这样一段话:“谷牧副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多次催促尽快开工。”请注意这个“多次”两个字,那肯定不只是一次、两次,起码在三次以上。那时候的人还不会造假,也不敢造假,这段话一定是确有所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4月17日,一份盖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国徽章的“同意建设‘中国画创作组’工作用房,征用海淀区玉渊潭公社潘庄大队四道口生产队15亩耕地”的公函,被送往文化部办公厅。

在接下来的1979年夏天,中国画创作组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6月1日从原先租住的友谊宾馆南工字楼,迁到了颐和园藻鉴堂;第二件是7月11日,当时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在藻鉴堂接见了创作组的画家。

中国画创作组从友谊宾馆迁往藻鉴堂,据说原因有二:一是落实谷牧副总理关于增加来组创作人数的批示。友谊宾馆的房租贵,藻鉴堂便宜,可以增人而不增加经费;二是环境,友谊宾馆虽然当时说是地处西郊,但毕竟是涉外宾馆,还有其他客人,离城里也比较近,人来人往的,比较乱些。而藻鉴堂地处颐和园昆明湖西南角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出入,当时几乎没有游人走到。那里原是北京市的一个内部招待所,就一座两层小楼,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文革”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安乐窝,当时正空着,创作组全包租下来,除了招待所的几位工作人员,就再也没有外人,幽雅,安静,安全,陌生人想闯去要画,在园子里转悠一天也甭想自己找到,即便告诉了你在什么地方,从公园门到半岛旁,也得走上个把钟头,还得没走冤枉路。到了跟前,又不一定能够进得去,因为通往岛上那唯一的路口有栅栏门,平时都锁着,不预先联系好,你扯起嗓子怎么喊也没用,距离太远,里边的人根本听不见。你要是再使劲地喊叫,大约也只能招来几声吠声,那是里边养的两条大狗,白天拴着,晚上放出来守夜,主要是防范夏天有赖小子游上岛来,偷摘楼后山坡上果园里的桃子。尽管如此,仍阻挡不住来自全国的中国画爱好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朝圣般的心情,四处打听,不辞辛劳,直奔藻鉴堂而来,现在已成为中国画研究院画家的张江舟,在20多年前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是进去了,但没找到要拜访的人。有的人进不了栅栏门,就干脆坐在外面严守死等,那情那景,实在令人感动。从1979年6月1日,到1984年6月25日,中国画创作组和成立后的中国画研究院,在藻鉴堂前后住了5年零25天。时间长,是一回事,更主要的是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大,中央领导也经常去,“藻鉴堂”这三个字,几乎成了中国画创作组和中国画研究院的代名词,当时的不少作品,作者只题“作于藻鉴堂”,而不是创作组或研究院。藻鉴堂是当时公认的中国画创作中心和顶级代表,藻鉴堂时期,则被认为是中国画研究院的黄金时期。

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元帅接见中国画创作组画家,是在创作组刚刚搬到藻鉴堂后的第41天,即1979年的7月11日。那天天气很热,有说叶帅在午后是来钓鱼。藻鉴堂的前面是一个约二三百平方米的停车场,拾级而下,便是一池又半围起来的湖中湖,据说叶帅还有朱老总等人,“文革”前就多次来此垂钓过。叶帅轻车简从,在藻鉴堂前下车后,故地重游,免不了四下环顾一番,忽然发现楼上有人向他挥手,当得知这里现在住的是中国画创作组,里边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后,叶帅决定和大家见见面(上述这一段内容,后来在发消息时被划掉了),于是,就在藻鉴堂院内的绿阴下,临时搭起一排画案。在与画家们一一握手后,叶帅与画家们围案而坐,仔细询问有没有女画家,有没有中青年画家,大家都来自什么地方,以及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等等。并对当时已88岁高龄鹤发童颜的上海老画家朱屺瞻说:“你比我健康,我真高兴。”接着(应是闻讯赶来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周巍峙等,向叶帅汇报了中国画创作组的工作情况。朱屺瞻即席作《不老松图》一幅,并题黄庭坚诗句:“青松出涧壑,十里闻松声”,祝愿叶帅健康长寿。吴作人作《池趣》一幅,歌颂领袖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叶帅则即兴赋诗一首,并挥毫题送给大家,诗曰:“画家渔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清代兴亡昨日事,匠心钩出万山松。”

这件事传出后,“藻鉴堂”这三个字,这个深藏于颐和园中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在美术界传开了,成了一个关注点,并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情景。接着,在1979年10月份广交会期间,中国画创作组又与美协广东分会合作,在广州文化公园第一馆联合主办了“中国画展览”。中国画创作组的名气越来越大,并随着广交会客商的口传,扩展到海外。后来,即传出有某位海外华侨(或港人),愿捐资若干万美金,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奖励基金。

·与此同时,在前后经历了半年左右的反复协商、谈判后,终于在1979年9月4日,与玉渊潭公社签订了购地协议,条件是:15万元(10月13日付清),另加水泥、钢材各50吨和木材50立方米的国拨价(平价)购买指标。那块地,实地丈量的结果是19.38亩,都归了中国画创作组。需要一提的是:这件事主要是由从中国美术馆借调来帮助工作的孙玉祥去跑的,那可真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赔尽了笑脸,说干了口水,若没有一定的耐心和韧劲,还真不行。老孙从1979年2月选址开始,到1980年9月2日在藻鉴堂的欢送会,在前后一年零七个月时间里,为中国画研究院的前期基建工作,出了大力,功不可没,也应当一记。

198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二,来自全国以中年为主的30多位画家,带着满身的年味,聚集到藻鉴堂,他们是:北京的黄胄、王叔晖、黄永玉、卢沉、周思聪、姚有多、刘继卣、董辰生、阿老、石齐及中央美院的部分研究生,陕西的刘文西、陈光健,辽宁的王盛烈、王绪阳、杜连仁,上海的戴敦邦,浙江的徐启雄,广东的杨之光、林墉、王玉珏、刘济荣,四川的马振声、朱理存、白德松,河北的王怀骐,江苏的陈德曦等,一起参加由创作组和中国美协共同主办的“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座谈会”。这是一个穿插着实践(创作)、讲座(叶浅予、李可染等主讲)的长达三周的座谈会,夏硕琦把整个座谈内容综合写成一篇“情况汇报”,经华君武审阅批准后,请中国美术馆帮助打印了70份(中国画创作组出的纸),后又以《纪要》为题,连同几位主要发言一起,刊发在1980年第五期《美术》月刊上。

基建方面,在经历了论证、外出参观考察和案头工作后,1980年4月中旬,由北京建筑设计院沈继仁工程师完成了第一稿,总计6种设计方案。按照一般常规,设计稿只需委托方(业主)满意,充其量再由上一级主管部门过目同意即可。

但中国画创作组是个例外。

1980年4月21日上午,从设计院取回设计方案和六组模型,大家先看了,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24日上午,将方案和模型一并送到文化部。

25日下午,黄镇部长等领导看后,决定再请江丰、朱丹、邵宇、蔡若虹等也来看看。

5月13日,设计稿和模型被送到谷牧副总理办公室。

5月20日,文化部委派朱丹和蔡若虹参加中国画创作组的领导工作。大约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画创作组的具体创始人华君武先生,不再兼任中国画创作组负责人。

5月23日,朱丹与蔡若虹到藻鉴堂与全体工作人员见面。

6月11日,谷牧副总理邀请中国建筑研究院院长袁镜身和林乐义、杨芸正副总工程师,一起对设计方案进行审查。

6月12日下午,在谷牧办公室,胡秘书向当时中国画创作组分管基建工作的苏立功和基建组负责人高锦德,传达了谷牧副总理对设计方案的四点意见:1.这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建筑,既要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又要具有80年代的建筑水平。考虑到画家作画需要安静的要求,形式以大院套小院为宜,有分有合。2.要求外型朴素,内部舒适、实用,不搞高层建筑。3.可分期分批施工。4.注意周围环境。

6月17日和7月11日,根据谷牧副总理指示,中国画创作组两度邀请中国建筑研究院和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有关人士,一起对原设计方案的修改进行研究,并认为需要增加建筑面积和资金预算。中国画创作组参加这两次会议的有:朱丹、安靖、苏立功、吴作人、丁井文、李凌云、高锦德等。

8月6日,谷牧副总理再次对修改后的基建方案作了审查,并接见了创作组负责人朱丹、蔡若虹和苏立功。谷牧批准了新的方案,批准了增加建筑面积和资金预算的报告。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1980年的8月6日,谷牧副总理不但批准了中国画创作组修改后的基建方案,同时还批准了由蔡若虹提出的将中国画创作组正式定名为中国画研究院(正式建院前先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谷牧说:画院以后还是归文化部管,他和画院只是朋友,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从此,中国画创作组正式改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并不晚于10月4日开始启用了新印鉴。11月21日,黄镇部长又正式批准任命朱丹、蔡若虹、黄胄、吴作人、李可染、叶浅子、安靖、苏立功为筹备组的核心小组领导成员。在此前后,关于中国画研究院的方针、任务、机构、编制等,已由文化部人事局上报国务院和国家编制委员会备案(正式编制为75人)。

中国画创作组改称为中国画研究院,三个字的改动,决定了单位性质的变化,即由原先的是以艺术创作为主,变成了应以学术研究为主,可不仅仅只是名称上好听了。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对中国画研究院的种种议论,归根结底,就是关于“名”与“实”的议论—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是后话。

正当研究院的基建工作正式全面启动,并已完成了部分施工图纸,红线外的工程也已经动工之际,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中国画研究院的基建工程,被文化部列入暂停、缓建项目。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80年12月6日上午,文化部计财司副司长杨乃修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国发建字第7l号《关于压缩基建规模的紧急通知》,其中的第二条说:“今年计划内尚未开工项目,一律暂不开工,视明年计划正式确定后作了安排再开工。”随后,文化部办公厅和计财司,据此将中国画研究院的工程作为“尚未开工项目”而暂停,认为需要等待重新审查安排。

不知是有人将上述情况向谷牧作了反映,还是谷牧在听说后而特地来打招呼(“国发”的通知,作为副总理的他,是应该知道的),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反正就在文化部作出了那个决定后的第50天,即1981年的1月25日,这一天是腊月二十,还是个星期天,上午10点钟,谷牧来到了藻鉴堂。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约请了当时同任副总理万里,一起接见了筹备组的成员和在藻鉴堂作画的老画家,并与大家一起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新任文化部代部长不久的周巍峙因上午有重要会议未到,但中午12点多也来了),同时还邀请了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领导及设计师沈继仁等。当谈到中国画研究院的基建工程要作为“尚未开工项目”而暂停时,谷牧副总理说:“你们这个项目不存在排队问题,不应该把它挤掉。”“画院的基建问题国务院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这在文化部不能算新项目嘛,而且就整个来说,也只是个小项目,花钱不多,排队不会挤掉你们。我们和北京市说一下。你们的进度太慢,要抓紧进行,你们太书生气了,文化部的经费怎么样?有没有给你们作安排?”接着,万里副总理询问了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一些具体问题。随后,谷牧又与大家一起谈了关于建院问题、继承与创新问题及对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当时参加座谈的有:朱丹、蔡若虹、黄胄、苏立功、安靖、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张仃、蒋兆和、田世光、董寿平、肖淑芳、白雪石、许麟庐、溥松窗等。中午,两位副总理和文化部的领导,与大家一起共进了便餐。

第二天,1月26日,文化部即发出一份盖有国徽章的[81]文财字第73号文《关于1981年一季度基建拨款计划》(内有中国画研究院)。

同一天,有关这次两位副总理的讲话即被整理成文,以筹备组1981年第l号《简报》形式,打印分送有关部门和领导。当时已不再担任文化部部长而调任对外文委主任的黄镇听说此事后,很高兴,特地打电话给苏立功,要了一份(简报)来看。

事情似乎已经解决了,过去了。随着春节的临近,年味也越为越重。人们在工作之余,攥着刚领到的比平常日子要丰富的肉、蛋、糖、油等春节特供票证,伴随着一天天多起来的鞭炮声,忙着排队采办年货,迎接鸡年的到来。

1981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星期一,春节后第一天上班。大家见面后相互拜年问候的同时,好消息也一件件传来。

在基建组,苏立功说,北京市的曹大激告诉他,我们的工程已被安排作预备项目,条件具备即可上马。

文化部计财司基建处工程师常学诗来电话说,部里已将我们的工程作为正式项目,上报给国家计委和建委,预算也报了,现在只等下文。

来自建设银行的消息:我们的基建款已经拨到,并且已经支付出两笔。

在藻鉴堂,朱丹、蔡若虹、黄胄、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等人,正在筹划着要在4月举办“关于文人画问题讨论会”,5月举办“人物画创作座谈会”,6月举办“关于今后中国画研究工作的开展座谈会”,7月举办“花鸟画座谈会”;筹划着安排从中央美院毕业分配来的研究生的工作;筹划着编辑出版《中国画研究》学术丛书,以使中国画研究院名副其实;还筹划着什么时间正式建院及形式、规模,以及举办第一届院展……

然而,用谷牧的话来说:“你们太书生气了。”

果然,就在辛酉年春节后上班的第6天,又一件事让这些“书生”们万万没有想到。

1981年2月14日,正月初十,星期六(当时还是每周工作6天)。从上午8时30分开始,在沙滩文化部二楼的会议室里,召开部党组会议。主要议题有二:一是关于基建工作;二是研究有关外事活动。

在研究基建工作时,文化部计财司拿出了一份在此前一天(即2月13曰)写给部党组的《关于1981年基建计划安排的报告》,其中的第二项第二条这样写道:

“中国画研究院,是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过问的项目,购地、设计均已基本完成,但如列(入)开工,不仅不符合基本建设程序,而且要从我部挤出220万元的投资也很困难。同时,该院原为中国画创作组,现改为中国画研究院,其性质和任务不一样,应重新报计划任务书,经过审查批准后,才能列入计划。因此,我们建议这个项目缓建;如非上不可,只有向国务院专门报告,申请增加国家预算拨款。”

尽管应邀列席参加的苏立功当场表示:不存在有谁挤掉谁的钱的问题,但会议最后仍确定:重新写报告。

这一天,距离1月25日万里、谷牧两位副总理到藻鉴堂座谈时,说“你们这个项目不存在排队问题,不应该把它挤掉”刚刚过去20天。言犹在耳。

当这样的结果传到藻鉴堂后,那些曾被谷牧称之为是“书生”的先生们,当时都有什么反映,都说了些什么,以及那个元宵节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度过的,笔者都不敢臆断,但从蔡若虹亲笔起草写给国务院的题为《关于明确中国画研究院的隶属关系的请示报告》中,我们大概能感觉出些什么。

在很普通的绿格稿纸上,蔡若虹用蓝黑墨水钢笔,以他那流畅而又充满感情的文笔,从3年多前“遵循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而成立中国画创作组谈起,历数了这些年的业绩与贡献,记述了叶剑英、李先念、万里、谷牧等领导人对创作组的关心与指示,接着就写到2月14日上午部党组的那次会议,并几乎是原文照抄了那段把研究院工程列入缓建的“理由”。最后,蔡若虹写道: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文化部领导下,无论是建院和基建都有困难。究其原因,中国画研究院的隶属关系不明,恐怕是主要障碍。在过去的3年中,文化部对中国画创作组和研究院筹备组都是代管性质,而我们在筹备领导人出访礼品、驻外使馆陈列品、国家收藏和陈列作品等方面,又都是直接和国务院或外交部接洽,文化部没有过问。为了我院筹备工作和基建工程能够早日完成,我们建议中国画研究院直属国务院领导,并建议今年5月1日正式建院。是否妥当,请予批示。”

在这份有多处修改的报告的首页右上角,当时已不再担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签写了一段话:

“送请万里、谷牧副总理审批。万、谷两位副总理1月25日在会见老画家时所作的指示,对中国画的发展是有深远意义的。

笔者在2002年作《1981一2001中国画研究院纪事》(二稿)时,面对这份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盖章,且有多处修改划痕,却有黄镇批示的“报告”很是纳闷,以为是接着问题解决了,所以便没有再往上报。今年笔者又翻出一份相同“报告”的首页复印件(是另外一个人按照蔡若虹的原稿重新抄过的),才知道原来的那份只是底稿。有意思的是,黄镇在后来的正稿首页右上角,又作了与底稿内容完全一样的批示,包括时间。大约是老部长第一次给签错了,签到了底稿上,发现以后,又在正稿上重新抄了一遍。

在黄镇在蔡若虹起草的给国务院的报告上签示意见的前一天,即2月20日,文化部美术局筹备组负责人安靖(美术局是黄镇在文化部当部长时开始筹建的,此前是美术处),给中国画研究院基建组负责人高锦德写了张条子,内容是:

高锦德同志:

杨(乃修)副司长来找我,说上次部基建会议决定由美术局写一个向国务院申请拨款报告,我说明美术局承担此报告,不合适,因为美术局尚不是文化部下属正式单位,如果向国务院申请,应由文化部申请。后来,他说要我们写一个报告草稿(他们也参加一个人),写完由部党组讨论后,由部向国务院申请。

请你先拟一文稿。

内容可否考虑如下:

1.国画院已具备开工的情况。

2.国务院谷、万副总理来院视察的指示,要求列入今年文化部基建开工。

3.文化部由于基建投资不符(力忠注:原文如此),申请另拨投资xxx元。

请你抓紧在明天写个草稿交他找人写好报部。经部党组讨论后,由部上报。

安靖20/2

高锦德根据安靖的要求,如约在第二天(2月21日)写出了三页纸的这个报告的前半部分草稿并上交(这一天,黄镇在蔡若虹起草的给国务院的报告上作了签示)。但拟议中的文化部这个报告最后形成了没有,部党组讨论过没有,向国务院上报了没有,都不得而知。但从时间上来说,就在高锦德写完这个报告前半部分草稿的第3天,谷牧副总理就已经在蔡若虹起草的那个报告上作了批示。

在那次文化部党组会议后的第9天,也就是2月23日上午,黄胄去见了谷牧,大约同时也带去了由蔡若虹起草的给国务院的那份报告,谷牧当时便在黄镇批示的“送请万里、谷牧”中自己的名字上作了圈阅,又用一条斜线拉向报告的左侧,并写下了:

“此事不能再变,要坚决按原安排办下去。有困难我们设法予以支持。请万里同志批。2月23日。”

2月24日,周二,藻鉴堂开会,黄胄向与会的朱丹、蔡若虹、李凌云、夏传瑾和基建组的高锦德、曲凤年等,介绍了昨天上午去见谷牧副总理的情况。黄冑说:关于中国画研究院的基建问题,谷牧同志说:“要坚持按原定计划执行。”对部里的那个文件(谷牧同志)有些气愤。谷牧同志当天要出差,10天以后回来,他说要亲自坐阵,他要安排专人管我们的基建问题,说一定要搞起来,甚至说:“没有人了解建立画院的意义。”谷牧说:“这件事原来很多领导同志都画了圈。”黄胄最后介绍说:现在,谷牧同志已经把我们的那个报告批给了万里同志,万里口头上也已经同意,只等把报告送过去(笔者注:大概是谷牧当着黄胄的面给万里打的电话,不然黄胄怎么知道万里同意的?现在看到的材料上,万里果然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

2月25日,周三,上午9时,黄胄打电话告诉基建组:据说我们的项目已由原先的预备项目,改为正式开工项目。接下来在北京市规划局,李准副局长告诉基建组,说情况都知道了,曹(大澂)局长已经给他打了电话,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2月26日,周四下午,在黄胄家里,朱丹、蔡若虹、黄胄,研究把谷牧的批示报给周代部长。

2月27日,周五,下午5时,高锦德将有关基建工作的原始文件,和部人事局上报中宣部和国家编制委员会的《关于中国画研究院的编制报告》等有关文件,一并送到蔡若虹家里,在那里遇上李凌云,李凌云把万里、谷牧批示的4份复印件交给了高锦德。

3月3日,周二,安靖和基建组的人说:周(巍峙)部长对画院的报告仍报给黄镇同志有些看法,还说画院以后有什么事就去找黄镇解决好了。此时距黄镇在那个报告上签字已经10天,距谷牧批示也过去了8天。

3月18日下午得知:在国发[1981]第34号《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1981年北京地区建房排队情况汇报提纲的通知》附件中,列有中国画研究院的工程项目。

3月30日下午,文化部基建处负责计划工作的郑国经,到中国画研究院基建组了解工程项目的进展情况,以考虑应该先拨给多少经费,免得不够了被动,多了浪费。

4月2日下午,文化部基建处一位姓朱的同志给中国画研究院基建组打电话,了解工程项目情况。

4月27日上午,研究院基建组从市建委取回[81]建市字第368号施工许可证,第一次先批准“业务用房两栋”(甲5、6号楼)。

作为这件事的尾声,大约就是在此前后,一方面,周巍峙去找了一趟谷牧。“周巍峙同志找我谈了。”谷牧说:“巍峙同志找我希望明确一下,就是办这个事,怎么怎么地,连领导关系,我说这很明确嘛!他本人是同意的。”黄镇说:“那天巍峙同志来解释了一下。他有他的困难,文化部直到现在还是有困难的,但国家还是要支持我们一鼓作气地集中力量把这个中国画研究院搞起来。”上边的两段话,是这件事发生三个多月后的5月31日上午,谷牧和黄镇在藻鉴堂说的。

另一方面,就在这件事发生后的第四个月头上,和5月31日谷牧、黄胄说周巍峙找过他们之后的第13天,:1981年的6月13日,黄迴来到藻鉴堂报到,15日与全体工作人员见面,蔡若虹、黄胄向大家作了介绍:“黄迴同志是周代部长派来的,任画院秘书长。”(原记录如此。据说,黄迴是周巍峙的老战友)。

从此,又拉开了一年多后爆发的“二黄”矛盾的序幕,轰动了美术界,惊动了最高层。大伤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元气,……这是后话。

黄迴与其他领导成员不同的是,他是连组织关系和行政关系一起过来的,同时兼任党支部书记,是正式的在编人员,最后在中国画研究院离休。而由黄镇签署任命的朱丹、蔡若虹、黄胄、吴作人、李可染、叶浅子这些“书生”们,他们的所有关系都仍在原单位。他们是只来干活的,甚至为了工作,还要白搭上自己的画,尤以黄胄为甚。他们在筹备组及以后的研究院里,不拿这里的一分钱工资,直至他们或者离开(如朱丹、蔡若虹、黄胄、吴作人、叶浅予等),或者去世(如李可染)。

黄镇是在1980年11月21日批准成立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核心小组及成员名单的,实际上在笔者看到的材料中,在1980年11月21日召开的画家座谈会上(黄镇原定出席,后因外事活动未到。主要议题是研究院的规划及建院等),黄胄的名字即出现在前列的领导成员中,这也是我至今见到的材料里,黄胄的名字第一次这样出现。从11月20日起,又开始出现“电话请示蔡若虹、黄胄同志”。而在此前的记录中,从1980年5月13日开始往谷牧办公室送设计图和模型,到6月12日去听意见;从根据谷牧的意见而召开的几次基建会议,再到8月6日谷牧当着创作组好几位领导的面当场拍板,并批准定名为中国画研究院,直到10月底之前,一直没有见到记录有黄胄出现。另一方面,从1978年年底基建征地第一次选址工作开始,到上面刚说过的1981年2月14日部里的那次党组会议,可说是由苏立功主持的中国画研究院基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在那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很是辛苦,许多重要的协议、合同,也都是由他作为负责人出面签字。1981年2月14日那次党组会,是个分水岭,从那之后,情况有了变化,苏立功开始淡出,直到5个月后的7月13日宣布调走。而黄胄的名字则开始频频出现在有关的记录中。甚至1981年3月他在广州出差时,还专门打电话回来询问基建进展情况。返京后又多次邀请有关方面人士协调工作,包括北京市副市长叶子龙、市建委主任宋汝芳、副主任沈勤以及文化部计财司、市设计院等有关人士。中国画研究院的基建工作,进入了由黄胄主持的第二个阶段,进展速度也明显加快。为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基建工作,黄胄拖着个半残的病身子,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件事过后,国务院领导更加关心和支持中国画研究院的工作。

1981年4月29日,在约请市设计院吴院长和沈工程师到藻鉴堂商谈方案问题时,黄胄再次提到万里、谷牧谈到的画院“三不变”:画院的名称不变,领导班子不变,基建方案不变(请注意这里的“再次”二字。至于万里、谷牧什么时候讲的这“三不变”,目前尚不清楚)。

1981年5月31日,星期日,上午,谷牧副总理再次(不知道是第多少次)来到藻鉴堂,听取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基建情况汇报。当时在座的有文化部的领导吴雪、梅行,筹备组领导成员、工作人员和画家朱丹、蔡若虹、黄胄、李可染、叶浅予、吴作人,肖淑芳、浦佐、苏立功等20余人。谷牧在听取了由黄胄首先就基建及筹建情况所作的汇报后问道:“是否文化部在投资上有什么说法,有人说拿这么多钱只搞一个(中)国画(研究)院?”吴雪回答:“是有这种说法,有的同志还希望办油画、版画、雕塑的……”谷牧说:“一下上这么多,事情拖到明年后年没有意思,另外这些项目可以错开一点,该上的咱们还是要打歼灭战,这点不要动摇。”吴雪说:“就是说以后还要搞雕塑的、搞油画的,这以后再说,但先还是把这个中国画研究院搞起来,这是一致的。??文化部后来这个意见统一了。”谷牧说:“分散使用力量一点好处也没有,将来经济好转,文化界该办的事多了。”又说:“这没有什么排斥油画、雕塑、版画的意思嘛!还是百家争鸣,不过这是我们国家传统的东西。”接着黄胄汇报了准备什么时候建院,怎么组成艺委会等等。黄胄说:“有人说请谷牧同志你来当院长,但又考虑当(了)院长,有些事就不好办了,还是当后台吧!”叶浅予说:“永远当后台!永远当后台!”吴作人说:“终生后台制!”谷牧说:“不是黑后台吧!”再下来,谷牧谈了他是在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给中央写报告要成立中国画研究院这么一个机构,并得到李先念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就是本文第一部分里引述的那一段话。后来又谈了一些其他具体问题。当时由李延声根据录音的整理稿有6000多字,此处不再一一转述。从这干巴巴的文字记录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现场很活跃,大家也都能畅所欲言,没有什么距离感。

1981年6月17日下午,藻鉴堂,在听完基建组的有关工作汇报后,黄胄说:他昨天见到万里同志,万里同志强调房子的民族形式问题,一定要搞好。关于经费问题,要注意不能大手大脚,但是必要的突破一点也是可以的。总之,房子要弄好,要注意质量,不要刚盖好就挨骂,一盖好就是几十年下去了。万里同志表示这些事他可以说说话。

7月15日上午,黄胄在电话中告诉基建组:木材指标批了,是写信给姚依林副总理的,信中提出500立方米。要抓紧办一下。

7月30日,黄胄在电话中说(黄胄当时在钓鱼台16号楼画画):谷牧是上星期日(7月26日)去的钓鱼台,黄胄向他汇报了基建情况,谷牧表示要支持到底,并要求质量要好些,要有发展眼光。谷牧在接见贝聿铭时也谈到这件事。另外,下个月的10号左右,谷牧要到我们工地去看看,到时可邀请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场,要准备作些汇报。

8月3日,黄胄通知基建组:谷牧副总理近期要外出,回京后再安排看我们工地。

1981年9月6曰,星期日,上午9点半左右,谷牧副总理来到中国画研究院的基建工地,在白塔西侧临时搭起的工棚内,首先就开工前的有关准备情况,听了各方面的汇报。

接着,谷牧说:“今天请大家来,看看画院的工程到底怎么样(其中谈到由于修改方案和去年年底根据国务院文件重新排队的事)。”又说:“关于文化设施的建设问题,大家应该给予重视,(这件事)国内外都知道了,影响很大,老是搞不起来,就不好意思了。琉璃厂文化街也是如此。关于文化设施的问题,今后应(当)提倡一下。这和工业方面不一样。”这时有人提到谷牧是(中国画研究院的)后台,谷牧说:“这个帽子我愿意戴。”谷牧对北京建委副主任顾钥菊说:“你是总包,你提的5条也好,10条也好,都要你来解决。我们之间合作了多年,合作得很好的,这次也要这样。钢窗问题有什么问题时,你就来找(我这个)后台。建行方面的经费问题也好解决。”关于经费问题,谷牧说:“总的还是要严格控制,不能大手大脚花钱;但是确有困难时,也要实事求是地给予解决。”关于竣工日期,谷牧对顾钥菊说:“明年10月1日完工要保证,你们回去要做个具体安排,然后写个报告报上来。黄胄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根据你们的计划进行检查,要大喊大叫。不仅时间要保证,更要保证质量,将来中外人士都要来看,弄不好不像样子,影响不好。这个工程要体现出水平,要给他们吃点小灶,就是要吃点小灶。”顾钥菊回答说:“我们已经把他们的工程作为重点(工程)。”

谷牧大约在10点半结束视察。谷牧视察时在场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吴雪,计财司副司长杨乃修,基建处工程师常学诗及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和施工方等有关单位负责人近20人,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到场的有:朱丹、蔡若虹、黄胄、叶浅予、黄迴、邵宇、李凌云、夏传瑾、杨力舟、李延声、陈庆庄和基建组的高锦德、孔福生、曲风年、孙传志、赵宜民、陈凤新。

这次谷牧副总理到工地视察,黄胄早在一周前的8月30日(也是个星期日)就通知了基建组,看来谷牧是在从外地回来不几天就和黄胄作了预约,当时说主要是作为一个促进,并表示不必再发消息了。但实际上还是见报了,就在9月6日当天的《北京晚报》上。有这样真正像豆腐干大小的一段文字,题目是《中国画研究院基建工程今日开工》,内容为:“本报讯:中国画研究院的基建工程今天上午在紫竹院公园西南侧破土动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文化部副部长吴雪今天上午亲临工地,听取了设计、施工单位的汇报”等等。这条消息前半段说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有后半段才是真的,后人若以此来确定中国画研究院的真正开工日期,则大误矣!

中国画研究院基建工程的真正开工日期,是在谷牧副总理视察工地两周后的9月21日,是个星期一,那天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除了工程方面的有关人员,也没有任何有头有脸的人物到场。但这确实是谷牧9月6日视察工地“作为一个促进”的结果。因为在那次视察之后,北京市建工局马上对研究院的工程计划、进度、开工前的准备工作等作了研究,并主动约请黄胄,要去向他作一次汇报。9月9日上午,建工局佟芝逊副局长又亲自召开会议,确定图纸,安排工程,据说这种情况在建工局是从来没有过的。9月21日的开工,是以重点工程的名义破例进行,许多手续并未办全,比如施工证,其中办公楼、甲1-4号楼、乙楼的人防工程和陈列厅等工程的施工许可证,都是在一个多月后的11月9日才拿到;作为资金的大管家—建设银行的一些事,则是在开工当天才去谈妥的。而这些,在正常情况下,连想都不敢想。

就在正式开工的前后(1981年9月6日至10月17日之间),被美术界一些同仁称之为“好好先生”的老朱丹,又去筹建中国书法家协会去了。此时距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还剩下一个月左右时间。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建筑工地转回到藻鉴堂。

就在1981年春节过后,头年刚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毕业的李延声、杨力舟和王迎春,先后来到藻鉴堂报到。尽管此前他们的系主任叶浅予曾带着他们班来这里画过画,这里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分配到这里来工作的,是工作人员。什么工作?杨力舟、王迎春先做接待老画家工作,李延声则负责画材的保管。当时人手紧,好多事只有大家分摊着干。同时也明着说了,院内不养专职画家,全国所有卓有成就的画家,甚至包括文房四宝,都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但鼓励大家抽空画画,挤时间画画和业余画画,还要画出好画。接下来,就在基建工程问题解决不久的4月16日,在藻鉴堂举行了“关于文人画问题讨论会”。谷牧去藻鉴堂听取汇报前半个月的5月15日,又举行了“人物画创作座谈会”。6月,举行了“今后中国画研究工作的开展问题座谈会”。7月2日举行了“花鸟画座谈会”。与此同时,建院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3月1日铅印了300份《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第一届展览会征集作品启示》,这则由蔡若虹亲笔起草的“启示”,第一句就明确指出,这是“为了纪念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大约是与此同时,又发出了约稿函,并于稍后把当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花鸟研究生班即将毕业的万青力提前要了过来,协助蔡若虹创办《中国画研究》。那时候是铅印,印刷周期长,一本书拖个一两年的是常事。但在邵宇的过问下(他是两位副主编之一,另一位是张安治),不到半年就印了出来。展览方面,则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美乃美株式会社,共同印制了《中国画研究院作品选》(第一集),供建院活动时使用。

关于建院时间,可说是一变再变。在1981年,首先是蔡若虹在2月写给国务院的那个报告里,提出“建议今年5月1日正式建院”。接着是筹备组4月30日打报告给“文化部转国务院”,提出“拟于今年10月国庆节正式建院”,并准备进行四项活动:1.成立大会;2.第一届院展;3.出版学报《中国画研究》创刊号;4.编印一本画册。当时院筹备组一共只有10几个工作人员,包括基建组6个人。同时要做这多的事,真不容易。现在笔者手头有一份复写的建院《活动日程表(会前准备工作)》,这个日程表从10月4日排起,一直安排到11月1日“下午筹备组领导审查北京饭店大会,会场”,意即建院日是11月2日,笔者也确实见过一份当时打印的文字,明确写着11月2日上午成立大会,只是真正的成立时间是11月1日。

就在中国画研究院建院前的10月17日下午,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住所接见了蔡若虹、李可染和黄胄。叶帅高兴地听取了有关中国画研究院筹备工作的汇报,对于中国画研究院即将正式成立,和“中国画研究院第一届画展”即将开幕表示祝贺。叶剑英说:“继承和发扬中国画的优良传统是很重要的。祝你们的事业繁荣昌盛,祝画展展出成功!”

研究院的三位负责同志一致表示:叶委员长在百忙中接见我们,体现了党对民族绘画艺术事业的关怀,我们要和全国的中国画画家共同努力,办好中国画研究院,为中国画艺术的繁荣昌盛作出积极贡献。

1981年11月1日,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下面是刊发在《中国画研究》第二期上的关于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报道:

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于11月1日上午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谷牧、方毅、姚依林同志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的一些负责同志,中国文联各协会负责人、文艺界知名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来宾、老中青中国画画家等,共500多人。大会开得生动活泼,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盛况空前。

中国文联副主席吴作人同志主持大会。

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李可染同志致开幕词。

接着,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了话。他首先对中国画研究院的正式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中国画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世界画坛上独树一帜,享有崇高的声誉,中国应该有一个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中心,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中国画研究院成立了,这是中国画界的一件大喜事。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也是党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一个胜利成果。谷牧同志还就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建经过和必要性,建院后的方针任务以及团结问题,讲了重要意见。他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林默涵同志代表文化部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并对中国画研究院的方针任务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接着,李一氓同志讲话。他着重对中国画的传统特色,特别是与诗、文学的关系及欣赏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江丰同志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讲了话。他分析了美术界的喜人形势,充分肯定了中国画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成就,强调了继承发扬中国画优良传统的必要性,并着重讲美术界的团结问题。

刘开渠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的讲话,代表了雕塑家、油画家、版画家等的热情祝愿。

最后,中国画研究院秘书长黄迴同志宣读了赵朴初同志的贺诗和国内外一些团体和个人发来的贺电、贺信。

大会在热烈欢庆的气氛中结束。

到此时,除圆满完成国家交付的当以万计的礼品画、使馆、宾馆陈列画和出口画等各种任务外,还留有藏品4000余幅,平均每年为国家入藏1000余幅。

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在热烈欢庆的气氛中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从中国画创作组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这一历史阶段的结束。

那是一个令许多人至今都念念不忘的中国画研究院的鼎盛时期。

几个月后,远在美国的孙瑛(大石),就是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画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后飞回来的。他还没等走出机场,就对接待的人员说:“这次回来不走了,我要去中国画研究院。”

苏子曰:“遥想当年……”

谨以此文纪录并记住为中国画研究院创建作出贡献的各位先生。